一

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气质？”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气质，我找了个磁带，听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叫气质。当时《读者》上有个台湾的“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是春雨的沛润，夏风的迤逦，秋日的甜美，冬云的飘逸。”我盯着这几个排比句琢磨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二

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了？”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

整个一晚上，他都雄踞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上英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

我想起刘瑜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意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非要说“施密特说”。她写：“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谁，那些人还怎么用他装神弄鬼？”

三

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任意武断的概念。”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他说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师给学生上第一课，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