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在南方台的法制节目做一个下三滥的编剧。工作很简单，就是对着法院的判决书及部分案情描述，将罪案写成20分钟的剧本。我一天可以写两个，但他们只要求我每周写一个。多出来的时间，我需要在剧组兼任制片，或者临时演员。

一天，老家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喂，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演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把一个阿姨给撞了，那人是你吧?你演得太活泼，真该死。”我只得跟他说，我还演过强奸犯，每集片酬50元。

我不是最业余的那一个。一次拍戏，摄影指着路边的漂染工厂：“去年我在这里做染布工。”

创作总监是一个很瘦很精灵古怪的人，“国际名媛大赛”就是他想出来的。这实际是一群有钱而无事可做的少妇，花几万元上电视的把戏。决赛那天，一切准备停当，只是观众寥寥无几。创作总监告诉公司的每一个人，包括剧组、餐厅，每人必须请一个观众回来。观众可以吃一顿大餐，还有100元报酬可领。于是那天来了很多平常街头所见的闲散人员，阿伯、大叔、非主流。总监一个劲地骂我们，请回来些什么观众，鬼五马绿，不给100，只能给50。

压轴戏是现场抽奖，除了特等奖奖金5万以外，其余都是小额。舞台侧边有一个柜子，分为18个小抽屉，上面贴着号码。观众并不知道，每个抽屉后面都有一个能关能开的小门，我和总监就躲在柜子后面。当主持人说“1号名媛选择了3号箱”时，身后的总监会递给我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让我以最快速度丢进去。所有的名媛“抽”到的都是小额奖金。到了最后，主持人不无惋惜：“太可惜了，一直都没人抽到特等奖!现在，只剩下16号名媛，只剩下8号箱和10号箱，5万元到底在哪个箱呢?”她选哪个都一样。用总监的话说，我们的钱，怎么能让别人给挣了?

大叔大伯在台下尖叫起来。那个瞬间，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脑中不断盘旋：要不要害害这个王八蛋呢?要不要呢?我手心冒汗，一边仔细听，一边向总监伸手。但这次，他扯住我的衣领，恶狠狠地瞪着我说：“我自己来。”

3天后我离开了那里。在那里的一个月，我变得有些不认识自己。时隔很久，写下这段往事，我依稀觉得，我们人类，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看过去，包括我和当年的总监，都只是这残忍世界的一个表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