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股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像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是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

　　难道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们巅峰时期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7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自己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熟稔，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

　　当年改革开放开始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谁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不少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说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现在，教授的位置都占满了，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生，这几年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相当。十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

　　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拥有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他们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种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小白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有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丹青后来才明白，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多了。这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