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3年（829）3月，58岁的白居易请假百日，罢刑部侍郎，4月到达洛阳。从此闲居了17年4个月，度过了他那漫长而颓唐放荡的晚年。

　　白居易把他人生的这一章节称为“中隐”。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然而进亦忧，退亦忧，进则光荣荆棘路，退则无尽深渊崖。无论是居庙堂济天下忧天下之忧，还是居南山采菊不知今夕是何年，都无法使他得到真正的心灵满足。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天生的伦理与性情，都与官僚体系格格不入。既不肯折腰，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走上自我放逐之路。原以为自己能“奉儒守官”，可最后结局却往往还是“仰头大笑出门去”，这大笑，渐渐变成了苦笑。

　　他在67岁老颓之时，还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每过三几年就嫌侍妾老丑，而要换掉一批。他游离于社会默认的传统与准则如此之远，自然遭到了许多非议。人们只批评他大宴友人、人前欢乐的一面，却往往忽略了他独上西楼、灰暗而苦涩的形象。白居易晚年的诗歌里，我最喜欢的一首叫做《西楼独立》：身着白衣头似雪，时时醉立小楼中。路人回顾应相怪，十一年来见此翁。

　　我宁愿把晚年的白居易，类比晚年的卡萨诺瓦———那个著名的情圣。他们年轻时都云游四方，声名显赫。晚年却困怠于狭小园林中，肉体和心灵都无法突围。人生巨大的落差像是万丈深渊上的瀑布，从惊涛骇浪一下子跌入一潭死水，于是年轻时的记忆成了生命的唯一养料。他们一遍遍地追忆，一遍遍吟咏，一遍遍往回忆中加入香料、胡椒粉、辣椒、肉汁等刺激的调味品，一遍遍咂摸这些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回忆，可那腐朽且渐渐老去的肉身，却已经无处可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