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父亲（注：本文作者赵玫的父亲赵大民，是知名剧作家，曾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编辑、导演、副院长）刚刚从“牛棚”放出来，而我在一所中学里等待分配。我们这一届在1970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里工作而摆脱上山下乡的命运。这是所有16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所梦寐以求的。

但事与愿违。无论我们做怎样的努力，第一批留城的一大半的学生中，没有我。在宣布了名单的那一天，回家以后我哭了。妈妈第二天一早便去找了学校负责分配的人。她得到的答复是，我之所以不能分配，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妈很无奈地说了这些，父亲那晚不再讲话。

父亲表面上虽然随和，但骨子里却一向很倔犟。他从不愿做违心的事，尽管一直遭关押甚至被殴打，他都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所以他尽管最后一个从“牛棚”里出来，却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拒绝在开除他党籍也是认可他罪行的文件上签字。

第二天，父亲去了自进城就在那里工作的人民艺术剧院，在那个开除他党籍的文件上签了字。他违心地承认了20多年来所写的剧本、所导演的戏剧都是封资修、大洋古的东西，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很快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便也结束了他“反动学术权威”的生涯，被下放到很远的郊区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走的时候已是深秋。妈陪着他到派出所退掉了户口。他带着很简单的起居物品离开了家。父亲就这样尽全力为我的未来创造了一种可能性，我猜他一定坚信着，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父亲从不曾犹豫。他的全部愿望就是他的女儿不要去乡下吃苦。为此他宁可自己下乡，宁可屈辱，宁可改变他禀性中的耿直，宁可去做违心的事。

父亲离家时我们都哭了。因父亲一走，不知他今后还能不能回来。在那个充满了悲哀和不测的年代，这无疑是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又一个沉重打击。

父亲孤身一人呆在乡下，依然很担心我的分配。不久我接到父亲的信，在信中，他历述了参加革命的历史和他几十年文艺生涯的得失。他说他有责任让我了解他的全部历史，甚至要我去分配办公室，说明我决心同父亲划清界限。父亲信中最后说，他此生最不堪忍受的，是子女要因他的问题而受到牵连。他说希望我能原谅他。

读完这封长信，我独自哭了很久。我和父亲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原谅这个词。这是亲人之间最可悲也是最残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让父亲在女儿面前批判自己？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宁可不留在城里，宁可上山下乡，也要让父亲回家。

结果在那一年的初冬，我被分配到一家郊区的钢铁厂当学徒工。我之所以能留在城里当工人，并不是因为父亲做出牺牲，而是那一年有政策规定，无论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全都要留在城里。

父亲的牺牲也许白做了，但他却始终无怨无悔。父亲以他的屈辱和艰辛同我的生存和未来做了一个交换。那是一个让我终生不忘的爱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