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傍晚。重庆万豪酒店大厅外，料峭春雨淅淅沥沥。送走出席报社“感动重庆十大市民”颁奖典礼的众嘉宾，我陪客人来到酒店自助餐厅。餐厅富丽堂皇的装饰在灯光下呈暗红色，峨冠博带的大厨背着手，气宇轩昂地穿梭于餐桌间，神情活像巴顿将军正视察他的第三坦克军团。
客人是来自东北的一对农民夫妻，他们是来出席儿子的颁奖典礼的。
典礼结束时，头儿对我说：“你陪他们下去吃个便饭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这对夫妻年过五旬，朝鲜族人。他们当天从遥远的东北飞过来，男人戴一顶时髦的白色棒球帽，与陈旧的衣服很不协调，女人衣着款式起码是10年前的。他们的儿子叫李恒太，21岁，在重庆读大二。去年国庆节，李恒太在九龙坡长江边为救一名落水儿童被江水冲走，至今下落不明。
老两口都不高，黑瘦，与我想像的东北大汉有差距。但一开口，觉得口音很熟，让人想起赵本山，他们坐在餐桌边沉默着。男人掏出香烟狠狠吸，女人满脸悲伤，眼睛一直含着泪花。
我说，这里是自助餐，我给你们取去。男人把烟掐灭，说：“我们自己来吧。”我带着男人和女人穿行在香气四溢的食盘间。他们怯怯地取菜，可能不太习惯用不锈钢菜夹，女人不小心将菜屑掉落在餐台上。大厨见了，不说，也不笑，脸冷冷的。
男人和女人盛了盖不住盘底的一点素菜，坐下轻轻吃。我叫小姐拿来筷子，换过他们手中的刀叉。男人的脸稍稍松懈了一些，女人仍苦着脸。我知道他们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
我问男人：“喝点啤酒吧?”男人摇头。我便去取食物，回来后，见他们已将素菜吃光了，盘子干干净净无一点残渣。我说：“再去给你们取点肉食。”男人一把抓住我说：“谢谢了，我们吃好了。”女人也将脸拾起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说：“张记者，我们吃好了，真的。”
我注意到，他们可能怕影响我的胃口，没说吃不下，也没说吃饱了，只说“吃好了”。
餐厅很安静。远处有三三两两的老外正在用餐，交谈声音如耳语。背景音乐是加斯·荷伯为电影Wemer Herzog的配曲，记得电影开篇是一个少年在金黄麦田里奔跑，它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说，这段音乐的主题是“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我想起李恒太：春天，东北大平原上，他也曾在麦田里奔跑过，如今却再也回不到故乡——他为了别人永远沉没在重庆长江段，连遗体也没找到。
请李恒太的父母来重庆前，我与他们通过电话。
我说：“按报社规定，你们来重庆，报社可以报销一个人的火车票。”男人说：“现在春运还没结束呢，火车票不好买，我们准备乘飞机过来。”
我说：“飞机票呀，有点……”
男人听出我的迟疑，说：“你们报不报销没关系，哪怕自费，我们也要来出席恒太的颁奖典礼。”又说：“抚顺这几天零下十几度，冷得跟咱心一样，今年除夕夜，我知道儿子回不来了，但还是给他摆了筷子和酒杯。每次一想起他，我头发就一缕一缕掉，现在快掉光了!”
难怪男人戴着棒球帽。
面对丧子之痛的男人和女人，我想找点别的话。问女人：“你退休了吧?”女人一怔，说：“我是农民。”她似乎看懂了我的意思，说：“张记者，你能来陪咱坐坐，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你千万不要怪我话少啊。”又说：“昨夜，我又梦见了我家恒太，好多鱼正围着他咬哩!”说罢，她泣不成声。
男人接过话说：“我们虽穷，但还是准备了1万元，如果重庆有人能找到恒太的尸骨，我们一定要重谢他!”他边说边掏出钱包，取出一张合影：前面站着一个风华正茂的英俊青年，后边是满头浓发憨笑着的父亲。那父亲与眼前这男人完全成了两个人。
男人突然问：“今天的颁奖会场可能要花点钱吧?”我说租的，6000元。男人一呆，女人收住哭。又问：“这晚餐呢?”我犹豫着，说147元。“是我们全部吗?”男人问。我说一个人147元。“哪怕只吃了一片面包，也这价。”男人和女人久久无语，低下头去。
最后我问：“你们明天怎么安排，需要什么帮助?”男人说：“不再麻烦你们了。我们准备到恒太下水的地方去看看，再给他烧炷香，也许今后也来不了了。”
我无语。我想起颁奖会上，由我给他儿子撰写的颁奖词。
然而，我真的理解他们的儿子吗?汗颜。
当我把男人和女人送到酒店门外，灯红酒绿与鼎沸人声迎面扑来。接他们的车来了，女人突然弯下腰，从一个大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说：“张记者，我要送你点东西。”我赶紧推辞，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收的。女人抓住我的手说：“我不听这些，你一定得收下，这是我自己上山拾的榛子，不值钱，是心意。”男人说：“收下吧，收下吧，感谢你给我们恒太写的那些话呢，他如果水下有知，也会笑的。”跨进车门前，男人突然回身握住我的手问：“啥时能来东北?我一定用朝鲜族礼仪接待你。”
一周后的大清早，他们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回到老家了。女人说：“我们是坐船走的，一路想看看恒太安睡的长江。”男人接过电话说：“恒太妈从重庆朝天门上船后，几乎没离开船舷，一直到三峡大坝才回舱，我们知道找不到，但心不甘啊!”
我久久无语。男人叫李明德，女人叫崔成莲，家住辽宁省抚顺市章党朝鲜族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