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白天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切红薯片、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大菜，都是父亲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全村出了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随后，厨房一阵案板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

　　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来，盼着客人是否吃过了还能有剩余。果然，在锅底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

　　在那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用来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掺面，母亲总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到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和菜了。

　　那时少粮缺柴的，生活很紧巴，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只顾快活地玩耍，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谷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帮忙。月朗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令人头昏眼花。磨过一遍后，母亲开始过箩，我和弟弟就趴在磨盘上打瞌睡。

　　不久，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叹气，无奈去敲邻家的窗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

　　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的课的。”

　　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

　　母亲操持家里的吃穿是事无巨细的，而家里真正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家的父亲做主。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呀，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直要讲两三个小时。

　　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的水烟袋卷纸媒，卷好后便开始打盹。父亲最后问：“孩子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清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母亲笑着说：“你是老师，那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就分头去睡了。这时母亲却来了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拾我的行李，然后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天明起来吃的素饺子。

　　父亲去世后，我原打算接母亲来城里住，她不来，说父亲去世不到3年，没过3年的亡人会有阴灵常常回来的，她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供上饭莱。平日暖和的时候，她也去和村里一些老太太们抹花花牌。她养过几只鸡，可她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坐，她总是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卧只荷包蛋。每年院里的梅李熟了，她总摘一些留给我，托人往城里带，没人进城，她一直给我留着，“平日爱吃酸果子”，这话她要唠叨好长时间，直到梅李彻底腐烂了才肯倒掉。

　　她在妹妹家学练了气功，我去看她，没说几句话她就叫我到小屋去，非要让我喝一个瓶子里的凉水，不喝不行，问这是怎么啦，她才说是气功师给她的信息水，“你要喝的，你一喝肝病或许就好了！”我喝了半杯，她就又取苹果橘子让我吃，说是信息果。

　　我成不成为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一部《废都》的出版，令我受到数不清的赞美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她悲伤得落泪，还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她来，不给她领路，她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她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

　　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什么委屈和劫难我都可以承受，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斤的柴担在山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是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从那时起我就练出了一股韧劲儿。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应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我不仅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

　　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

　　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