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发现摆脱毫无意义的愧疚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妮可还是我。事实其实很简单,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

　　2006年1月30日,是儿子肖恩的12岁生日,我带着肖恩和他14岁的姐姐妮可去饭店庆祝。此时,我已与丈夫离婚两年多,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在饭店里,妮可向肖恩道歉,因为她没有给他准备礼物。“这样吧,周六跟我和乔伊一起去滑雪。算是我对你的补偿。”妮可笑着说道。肖恩欢呼起来。

　　星期六早上,孩子们出发去阿夫顿阿尔卑斯滑雪区,我对他们说:“记得6点钟前回家!”妮可满口答应。

　　但是直到傍晚7点,孩子们也没有回来,打妮可的手机也不通。我非常焦急。突然,电话铃声大作。

　　“是贝蒂太太吗?”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阿夫顿阿尔卑斯滑雪巡逻队的队长。你的儿子受伤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正在送他去医院。”

　　我立即驾车赶往医院。在路上,我不停地安慰自己:“冷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快,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时间已经过了下午6点,但肖恩坚持多玩一会儿。妮可不得不同意。当肖恩飞跃过一个坡点时,他摔倒了。正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从后面冲过来的一名滑雪者又把他撞倒在地。这一次,他没有站起来。

　　医生说,肖恩脑部有肿块,需要做更多的检查。第三天中午,医生告诉我,生命维持设备要撤下了,因为肖恩的肾脏已经衰竭,身体已无活力。

　　我声嘶力竭地哭喊:“不!我的孩子不会离开我!”

　　我们在肖恩的葬礼上放飞了许多气球。看着气球渐渐飘离视线,我的心也空了。随后的几个月,我陷入疯狂的思念中,夜晚经常失眠到天明。生命的全部意义仿佛都已被抽干了。

　　妮可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有时我们一起痛哭,但慢慢地,我发觉我也在失去妮可。她不做功课,逃学,交了一帮举止粗鲁的新朋友。每次从外面回来,她都浑身散发着酒气。我跟她约法三章,并坚持让她见心理辅导员,但她不肯去,并信誓旦旦一直都没犯错。

　　又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时,妮可走了进来。“妈妈,我现在很害怕,我需要帮助。”她说。

　　“孩子,妈妈等你这句话很久了。”我哽咽着说。

　　“我痛恨我自己,”她继续说,“妈妈,我欺骗了你。我不但喝酒,还吸可卡因和大麻。”

　　次日,我送她到青少年住院戒毒中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宝贝,”我说,“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妮可接受治疗期间,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我时常在家里四下走动,却不像之前那样若有所失。我找到了我以为再也找不回的东西——安宁的感觉。

　　肖恩去世后的第二个圣诞节,我带着礼物去戒毒中心看妮可。辅导员坐在她的旁边。“把你想说的都告诉你妈妈吧。”她对妮可说。

　　妮可的下巴开始抽搐,双手也在颤抖。开始,她的声音很小。“对不起,妈妈,”她说,“我感到很内疚,很难过,我试图用酒精和毒品来驱赶这种感觉。”

　　然后,她哭喊道:“整个噩梦都是我的错!你叫我下午6点前回家。如果我听你的话,如果我按时回来,肖恩就不会死。对不起,妈妈。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抱着她,告诉她那是一个意外,不是她的错!在我离开前,我给她留了张纸条:“亲爱的妮可,我很爱你。以前是,将来也是。如果那天下午你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滑到6点以后,我也会同意的。那不是你造成的,宝贝。不要自责了。爱你的妈妈。”

　　我回到家的时候,妮可打电话给我:“谢谢你,妈妈。那纸条我会永远珍藏。”

　　此时我发现摆脱毫无意义的愧疚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妮可还是我。事实其实很简单,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

　　妮可一月份回到家中。为了庆祝她回家,我和亲友们举办了一次派对。

　　是时候放飞我的“气球”了,我想。这只“气球”自肖恩下葬时起,就紧拽在我的手里。让我心升腾,在希望中升腾,因为我的孩子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