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山东嘉祥李楼，把有时闹妖的地方，叫作“紧”；那经常闹妖的地方，则叫作“很紧”。

我们村南不远处的五叉路口，就“很紧”。五叉路口就在我们那里为数不多的一个沙岗子上，沙岗虽然不是很大，只是有个六七米高的光景，五叉路口，就交汇在沙岗子的正上方。

在这五叉路口的一侧，原本有棵大杨树，这杨树两个大人也抱不过来。但这杨树的树身却不高，在一人多高处，便分作三个树杈，许多人一起到这地方时，还时常有调皮的孩子坐到上面去。

有一位从郓城来的说书的盲人先生，不知怎么没算计好时辰，走到五叉路口时，天已下黑。他正走着，突然听到一个人问他：“先生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说书的先生说：“我们说书唱戏的没个固定的去处，走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

这时那人说：“要是你没同别人约好，不行就到我们那里说一场吧。”

先生说：“你是哪个村的？”

那人迟疑了一下说：“我们是大杨庄。”说书的先生听说过李楼不远处有个杨庄，一时也想不起是在李楼的什么方向，就答应了那人。

说来那人倒还义气，与他安排了饭食，指定了场所，他就拉开摊子唱将起来。那说书的先生虽然看不到听众，但他完全能感受到在场的人不少，周围的气氛十分不错。

他感到时候不早了，几次想散场，那些听众都让他再唱一会，再唱一会。由于盛情难却，他还开玩笑说，要是大家愿意听，我就给你们唱个通霄。

直到天到五更时分，一队上山拉石头的人马从五叉路口经过，他们才发现一个盲人怎么跑到大杨树上唱起戏来了……

关于这些事情，我母亲刚过门时，当然全不知道，于是对于这五叉路口“紧”与“不紧”，她也没有这个概念。

有年秋收的时候，我父亲去南四湖给队里捞草去了，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我家分的地瓜正好赶在五叉路口那块地里，母亲嫌拉回来再晒地瓜干太麻烦，看着天色不错，就直接擦在了地里。

由于队里活太忙，不让请假，所有人擦瓜干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母亲从家里拿了个马灯，胡乱吃了两口饭，就一个人在那里忙活了起来。

就在广播停了不长时间（那时每个村里都有高音喇叭），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走了过来。要不是她们娘俩个大老远地就故意弄出点声响，当时还真把母亲吓一跳。

那女人主动同母亲打了招呼，她说她们是刘桐梧的，娘俩是在不远处看瓜干，看见就母亲一人在这里忙活，就过来说会话。

她一边同母亲说话，一边帮着把母亲擦好的瓜干在地里撒开，这让母亲省了不少功夫。原本要干一个通宵的活，刚过半夜就干完了，母亲对她们母女很是感激。

到了第二天，母亲想着再遇到她们时，要好好地感谢一下人家。可在五叉路口附近，除我们队里是种的地瓜外，再没有第二家种地瓜的，那就更没有在地里晒地瓜干的了。

时隔不久，母亲遇到一个嫁到了刘桐梧的小时候的伙伴，就向她打听起那个人，母亲记得那女人说她男人的外号叫五叫驴。没想到听母亲一说，她的那个伙伴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说的是五叫驴他媳妇，她死了两年多了！对，还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子，她娘俩就埋在五叉路口那里。”

起初母亲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她那伙伴回家后，竟然病了一个多月。母亲从来就没见过五叫驴的媳妇，她给她伙伴描述的那娘俩的情况，与五叫驴他媳妇丝毫不差。

我在外面听到这个故事后，曾专门问过母亲，母亲说是有人帮她干活这么回事，但肯定不是五叫驴他媳妇，世上根本就没什么鬼不鬼的。

只是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清明或是十月一，母亲在给我家的先人上坟时，总是留点草纸在五叉路口烧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