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中秋节的前夕，父母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向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报个平安。

 刚下公交车，弟弟就发现一个商店，他嚷着要买点东西吃，于是我们全家挤进人头涌动的商店里。在那个年代，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比较丰富的食品，但一定是凭票供应的，而且还得排长龙。那拥挤的场景，跟春运期间深圳民工返乡挤车时的场景是一样的。如果谁家有高大威猛的男孩子，那就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个子小的女孩子就很难挤进队伍里，甚至买不到年货。

 那时的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和过节，有饺子吃，有新衣穿；最羡慕的是谁家里有饼干有糖果，那会令我流口水的。如果谁家有照相机的话，那就相当于现在谁家有辆“宝马”车了。

 尽管当年我们的生活比较清贫，但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却时刻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他常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要比解放前好多了”。在父亲的带动下，我们全家每人胸前都佩戴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而且家中的镜框里也镶嵌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最小的纪念章有一角硬币那么大，最大的有茶杯盖那么大。对了，这次为了照相我就挑选了一枚最大的毛主席纪念章，是圆形的、夜光的、陶瓷的。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当年的我并不十分理解佩戴毛主席纪念章是何含义，只是感到流行好看就喜欢，就像女孩子喜欢首饰一样，你戴我也戴。

 商店里的我正为自己拥有最大的、最特的毛主席纪念章而得意忘形的时候，只觉得胸前被人碰了一下，当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听见姐姐的尖叫声“打劫了！”。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拨开人群向外冲去，我父母姐姐一拥而上，在马路上高喊着、追赶着。那场面一点不亚于香港回归前深圳街头上演的抢劫金项链。过了好一会儿，父母和姐姐气喘嘘嘘地回来了，但没有夺回我那枚值得炫耀的毛主席纪念章。这下可坏了，我是一路哭到照相馆，父母要将他们的纪念章给我也不行，因为我嫌太小。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姐姐胸前的那枚纪念章，因为这是第二大的。而姐姐才不同意把她的给我戴呢，我哭着就是不肯照相。这缺了我一个人，也不叫全家福啊！最后，在父母的高压下，姐姐被迫将她的纪念章“借”给我拍照，父亲的小纪念章给了姐姐。

 就这样，那张全家福总算照完了。如今已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看到那张老照片就会想起那枚毛主席纪念章，就会想起那个噘嘴的姐姐，就会想起那个夺人之爱的我，还有那个年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