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爸爸的二哥戴铭艮（受祺）。

从照片上看他和我爸爸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爸爸妈妈多次说过，有一次二伯伯在街上碰到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恭恭敬敬的叫他戴老师，他完全不认识此人，询问后才知道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爸爸的学生。两兄弟太像了！宽额、长脸、大耳朵、戴眼镜、修长的身材…简直像孪生兄弟。

二伯伯是老二，爸爸是老三，他比爸爸大三岁。爸爸说，小时候他和哥哥一起去上海考一个著名的小学，有一道题是10后面加一个0是原数的多少倍，爸爸答错了，二伯伯答对了。回到泰兴，爷爷骂了爸爸。现在想起来，二伯伯比爸爸长三岁，智力当然强多了。可爸爸总是说二伯伯比他聪明，从小读书就比他灵光多了。但为什么爸爸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而二伯伯1924年才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呢？这些故事可能永远也没有人可以评说了！1970年爸爸临终前将二伯伯的生平写了一详细的文字寄给了克健哥哥。可惜的是文革中克健哥哥家被抄，再也找不回了！

二伯伯还有四个儿女在世，除此以外，叨念他的人真正寥寥无几了！

克逊大哥哥编撰家谱时，我找到了二伯伯给爸爸的一封信，这也可能是他老人家在地球上仅存的手迹了！夕阳细草，晚景疏萧，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上世纪60年代，二伯伯最小的儿子戴克信在武汉上大学，偶尔也来看爸爸。有一次，我正在小房间里玩无线电，克信哥哥和爸爸在爸爸的书房里谈话，突然克信哥哥的声音提高了，他说，“…不管怎么说，他对家庭和孩子是没有尽责任的，…”爸爸的声音也大了一点,他说，“嗲嗲（爸爸）总是嗲嗲（爸爸）…”我悄悄起身凑到爸爸的房门口偷听，他们两人都沉默了。

一直到文化革命中爸爸才告诉我，二伯伯是他们家中间唯一抽鸦片的人。他经常说多亏了共产党禁了鸦片，否则更不堪设想。从小到大，爸爸总是在我们面前谈大家庭正面的故事，曾祖父嚼黄莲苦读金榜题名；九岁的揩书和碑帖一样；爷爷为抗日慷慨捐资；大伯伯为子孙不受奴化教育毁家办学…这次他简单的给我讲了二伯伯的经历。他说，二伯伯早年北京交大毕业后，曾在胶济铁路供职多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染上了阿芙蓉的恶习。有了这个瘾就完全不顾家了，只图自己感官的需求。爸爸还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家里的人，民族气节还是有的，日本人霸占了胶济铁路后，二伯伯就不在鬼子的手下干事了，他弃职回到了泰兴老家，在大伯伯办的“扬陋学塾”里教英文。他见识广，基础扎实，教书也认真，学生都十分喜欢听他的课。“扬陋学塾”停办时，殷实富足的戴家已败荷零落了。二伯伯先后到口岸中学、涟水中学教过英文，颇有口碑。1952年他奉调到徐州中学教书，那时他已完全摒弃了恶习，一个人在徐州认认真真的教书了。

1957年刚开学不久，二伯伯患了湿疹，原以为是皮肤病无大碍。他仍坚持教学，暑假后又上了一学期的课。后来竟体力不济到卧床不起，拖了几个月，1959年1月16日，他就走了，算起来还只有57岁。小地方也没查出究竟是什么病，现在想起来像胃癌，因为后来饮食有问题。克遯哥哥说，在二伯伯辗转床褥时去看过他，他想吃，又不能消受。克信哥哥也说他是吃了肉食后，病情加重，一发不可收拾了。爸爸对二伯伯去世从未在我面前发表过什么看法，我只记得1959年以后，爸爸的玻璃板下一直压着一张二伯伯着中山装佩戴徐州中学校徽的标准相，一直到文化革命才撤去。

哥哥姐姐们回忆，二伯伯自幼体弱，恬静耿直，不善应酬，淡泊名利，洒脱不羁，不拘小节，是典型的“名士”派风范。

窃私想，罂粟之中，可能确飘渺着天堂的妙境，有如醉如痴的梦幻。否则怎么有那麽多人甘愿沉湎于那云里雾里呢！

哥哥姐姐也有人说，二伯伯不管孩子，只顾自己云雾袅袅。爷爷骂他，“猫狗都要舔自己的孩子呀！…”我想这是爷爷的气话，大概他也确实为儿女想得少一些。不过如今已经老年性痴呆的汝泉姐姐也说过，她小时候得了大病，家中已准备放弃了，是二伯伯用仅有的金子换了盘尼西林才救了她的命。二伯母生性好强，又特别精明能干，苦巴巴的把五个孩子拉扯大，真不容易啊！人啊！恨鸦片吧！

雨点点芭蕉上，风雨儿难当。无限怨愁，人去一笔都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