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半个多月了，上面要来进行开学工作大检查，开学初检查教师备课情况，学生流失情况这些都不足为虑，唯独这个大检查马虎不得，它包罗万象，稍有疏忽就让领导抓住小辫子了，轻则劈头盖脑地批评一顿，重则就把你挂起来了。只有真正当过基层领导的人才有切身体会，一般老师你不敢得罪，他们是学校工作的主力军，你得依靠他们；上面领导你更不敢得罪，他们手握你的身杀大权，看谁不顺眼一脚踢开就是一句话儿的事，所以说，当一个基层领导虽然有一点权力，实际跟龟孙子差不多少。

      主管后勤的罗副校长对我说：“头儿，你看操场上杂草怎么办？”

      我知道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一个暑假几个月下来杂草疯长，尤其是中间夹杂着芦苇，坚韧异常，锄头拿它没有办法；学生课程压得紧，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搞义务劳动；教师不说四体不勤至少劳动能力不强。我说：“这样吧，我到康庄村跑一趟，他们康村长跟我比较熟，花钱请几个农民来打一下突击，这事儿你就不管了。”

      说起与康村长打交道已经有些年头了，当初他们村里办工厂首先开办的是一个蛋品厂，就是腌制咸鸭蛋和制作松花皮蛋，刚开始打不开销路，过年的时候希望我们学校帮他销售一部分蛋品，反正过年也要给老师们办一些年货，我一口应承下来，以后他们的蛋品厂就发展起来了，他很感激我请我喝过一次酒，还要给我送礼，被我拒绝了我说：“你要是给我送礼就相当于吃回扣了，当老师最忌讳这东西，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没准哪一天我有为难之处就来找你呢！”康村长满口答应，但是我一直没找过他，毕竟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行当。

      我把来意向康村长一说，他就满口答应，拿出手机来当即叫来了五个农民兄弟，对他们说：“这位是刘校长，他们学校操场上长了一些杂草，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你们去打一下突击，你们回去把镰刀和锄头都带上，要跟自己活儿一样。”

     有两个农民还跟我套近乎说，刘校长熟人，我们的孩子在你们学校上过学。我说：“既然是熟人就更好，算是给我帮帮忙吧！谢谢大家！”

     到了学校，我指着足球场对五位农民兄弟说：“就是这一片，要求是把长得比较高的杂草割短，把芦苇挖出来，每人每天一百元。”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农民说：“刘校长，您没有说错吧？我们村长可是说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怎么一到您这儿就减了五十块？”

     我反问道：“市场价格民工不就是一百块吗？”

     几位农民一起哈哈大笑了说：“刘校长，您在哪里过日子？那是去年的价格，今年大工是两百，小工是一百五，您要是出不起这个钱，我们可就回去了，这是看村长的面子我们才来的。”

     那位年长的农民说：“不瞒您说，就是一百五一天我都不想来，我家里养着四十头猪，一年好歹也是八九万元收入，犯不着吃这份苦。”

     另一个矮个子农民说：“我们请人除草割谷子都是支付一百五，您不会比我们农民都不如吧？”

     一个胖农民问我：“你们没有涨工资吗？”

    我回答说：“没有呀！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三万元。”

    那个年长的农民说：“刘校长，这我就要说您了，您多少还有点文化吧？干什么不比教书强，”他指着胖子农民说“他总共才只有三亩鱼塘，养黄鳝，一年少说也有十万元，如今一年两三万元干什么？还不够打麻将输的，看来您是不打麻将啰？”

   一时间我被几个农民搞懵了，仔细一想，大家都涨价看起来手里的收入是高了，实质上水涨船高，谁手里也落存不到什么，我们这些低收入者无非就是按农民说的不打麻将。我不是一个厚古薄今的人，但是我想说，我怀念过去那种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日子。那时候至少没有黄赌毒黑这些不良社会现象。最后我咬紧牙关答应了几位农民，不知道明年民工价格是不是还会涨高？到那时候，学校真的支付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