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返回电视台的途中，路过立交桥时，发现桥底下聚集着一大群民工。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决定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进行一次小小的采访。

看到我们的车子在他们跟前停下，这伙民工顿时惊慌起来。原先躺着的不躺了，坐着的也不坐了，纷纷穿好了衣服。几十号人怯怯地挤拢在一起。

我对他们说，不要惊慌，只是对你们做一次小小的采访。说着，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他们。

原来，他们都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儿，没地方住宿，只得到立交桥下将就。不过他们还很知足：有地方睡觉就已经很不错了，只要城管不来驱赶。

我看到他们的被子并不厚，褥子同样薄得可怜。为了保存一点可怜的温度，他们各自在被子上裹了层塑料布。我把自己所目睹所感受的一切，用摄像机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后来，我把这次小小的采访活动，插播在晚上黄金时间的《大城小事》节目中。

谁知节目播出后还不到一刻钟，就接到了大石桥派出所金所长的电话。金所长说，大石桥一带两个月来连续出现了几起入室盗窃案，案犯攀爬作案的能力很强，他怀疑跟那些民工有关，让我们电视台配合调查。

我和金所长当晚就在电视台见了面。

那天的采访录像徐徐地回放。突然，他指着一个圪蹴着身子的人说：你看看这个人……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那个人自始至终没有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圪蹴在角落里，显然在躲避镜头。他为什么这样呢？工地上有几个小民工，年龄十七八岁，得知要上电视了，都争着往镜头前挤呢！我也对这个人产生了怀疑。

金所长要我回忆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可我实在记不起来。金所长果断地说：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过去，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第二次驱车赶赴大石桥时，我的心情沉甸甸的，五味杂陈。民工们看清楚是我的时候，好奇地问有什么事，我谎称想再对他们深入地采访一次。

我缓缓地摘下摄像机的镜头盖，把目光瞟向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用这种方式寻找目标。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老是在躲闪着摄像机镜头，你左他右，你近前他退后，就是不让我靠近。我干脆直接把摄像机抻到了他的脸前。这时，他一把扯起一块床单，把自己蒙了个严严实实。床单是粉红色，富贵牡丹的色泽有些暗淡。

他的举动引起了同伴们的讥笑。我听见有人对他说：“老王，你说你傻不傻，难得上一回电视，咋就不知道往前凑呢？”

金所长一跃上前，扯他头上的床单。可单子被他死死地攥住，金所长越发地用力了。只听刺啦一声，床单从头顶裂开。先是花白蓬乱的头发，接着是一张风吹日晒的黝黑的脸露了出来。我急忙把镜头凑了过去，那人突然伸出手，堵住了我的镜头。

金所长的眼很有经验，一下就判断他不可能是案犯。他问那人为什么怕上镜头，那人说：“我怕家里人看见，为我操心……”

采访中，我们得知，他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老母亲的儿子，弱女人的丈大，大学生儿子的父亲——他儿子就在这个城市上学，他尤其怕被儿子看见。

桥底下忽然一片寂静。

后来，盗窃案侦破了，跟立交桥下的那伙民工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