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陈联诗，又名陈玉屏，1990年出生于川北岳池县一个书香门第，与丈夫廖玉璧去南京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参加“五卅运动”，回乡后组织了华蓥山区第一支武装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她经历了丈夫牺牲、赴苏途中被捕，失掉组织联系、营救渣滓洞难友失败等多重磨难，解放后因“阶级立场不稳”被“劝退”出党。1960年7月23日去世。

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重庆市文联的宿舍里，和一群孩子天天跑到文联的大门口喊着闹着跳石阶，惹得传达室的老李出来轰赶，然后欢呼着一哄而散。一天，两个女孩跑上石阶对我说：听说你外婆是游击队的女队长，还会打双枪？

我瞪大了眼睛：是吗？

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很为我的外婆骄傲。

后来长大了，为外婆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她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打双枪。外婆出身于川北华蓥山下岳池县的名门望族；母系祖上，清嘉庆年间还出过一位名叫康以铭的翰林。外婆在县城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绩出众。

很多老人都对我说：你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我不得一见，只见过她二表妹的照片：短发齐耳，穿着丝绸的衣裙。“二小姐”年近九十时，对我说：“我三姐才是姐妹中最漂亮的。”她说的三姐，就是我的外婆，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人称陈三姐。到后来会打双枪了，就叫她双枪陈三姐。

外婆没有嫁给富家公子，却嫁给了当过放牛娃的廖玉璧。

她在廖玉璧的鼓动下闹起了学潮，然后两人一起去了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他们在东南大学遇上了“五卅运动”，廖玉璧成了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被特务追捕，不得不回到家乡，又在家乡举起了“驱除军阀地方自治”的义旗。这是1926年，是上世纪华蓥山区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外公是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外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了打双枪。

三十五岁的外婆成了寡妇——外公为迎接红军举行了华蓥山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1935年2月23日在岳池城里牺牲，头颅在南门城头挂了三天，收尸者同罪。

外婆安排好幸存的同志，受车耀先的派遣，于1936年的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途经万县时被捕。出狱时是1937年的11月。

外婆说，她一生坐过八次监，最长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在岳池，坐了一年，敌人为了逼她“劝降”廖玉璧，还拉她去陪杀场。再就是1936年夏天这次。在万县监狱的这十五个月，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坐监，她就去了苏联。可在这个小城的监狱里待了十五个月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战火从卢沟桥烧到了上海和武汉，眼看就要燃到重庆。长江沿岸被敌机狂轰滥炸，所有去苏联的道路都被战火阻断。

外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组织关系。只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她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找党之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她没有办法和组织接上关系，自己生活也没有着落。

从外婆在万县坐监开始，我爷爷一直都在帮助她，陪伴她。爷爷是外婆夫妇的崇拜者，没有外婆夫妇，爷爷不可能从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家。

爷爷也开始浪迹天涯。他在川东万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转移去川西的江油，路过重庆时找到了我外婆。爷爷希望能够和外婆一起，共同抚育孩子们顺利成长。外婆虽然很感动，但是没有答应。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玉璧牺牲之后，我在华蓥山上宣过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嫁人。”

好在他们各有一儿一女，看见两个孩子很合得来，便暗地里为他们定了婚。那一年，我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四岁。外婆和爷爷同年，不知道是出于敬重，还是小了些月份，爷爷叫外婆“诗姐”。

已经是中共云阳县委青年委员的父亲，受外婆之托，将我母亲送进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

女儿有了去处，外婆的日子却更加艰难。敌机大肆轰炸重庆及周边地区，一次，母亲在孩子剧团害疟疾发高烧，外婆接她出来看病，正遇上敌机大轰炸。娘俩儿刚刚挤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弹片削去了旁边一个摩登女人的半边脸，脑浆溅了外婆一身。

我的爷爷去世了。爷爷病重的时候，外婆正在老家发动群众，准备华蓥山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

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为爷爷的丧事送来了花圈和一百块大洋，外婆主持了他的葬礼。墓地是爷爷工作的民生公司在江北的公墓。爷爷的死，对外婆肯定是个打击。她的一生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外公廖玉璧，还有一个就是我爷爷——林竹栖（林佩尧）。外公对于她，是一棵参天的大树；爷爷则是她生命中一盏温暖的灯。

我父亲多次说过，如果爷爷能够活到解放，他和外婆一定能够在一起。有了爷爷的抚慰和温暖，外婆的晚年或许不会那么凄苦。

爷爷走得太早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那时他在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任事务课长，同时还肩负着党内的秘密接待工作。知道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

1948年，华蓥山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四十多天后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活着的同志退避到了重庆，特务们叫上叛徒和地头蛇，跟踪搜查，沿街抓人，还到监狱里去“指认共匪”。

外婆带家人退到歌乐山上一座废弃的学校里隐蔽下来，一家五口成立了川东临委直属的“家庭支部”，迅速开始了接待、掩护和营救同志们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这个支部掩护下来的214名参加起义的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可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1949年的11月27日，渣滓洞、白公馆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除了极少数的同志侥幸脱险，大部分难友被杀害，其中就有我的姑父陈作仪。

从1926年到1948年，外婆参加了华蓥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到全国解放，这个家族里出了八位中共党员，两位革命烈士。

从我出生到外婆去世，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年。小时候，天天晚上为她“暖背”。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身体不大好，有些怕冷，冬天总是带着一顶黑色呢帽。

重庆解放了，此时的外婆在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工作。地下党的干部不受重用，像她这样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只能担任副职。部长是一位从解放区来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外婆与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们的最大矛盾，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外婆一直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她需要在朋友的帮助隐蔽下才能够战斗，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出于对她的敬佩，给过她很多的帮助，现在她正忙于兑现自己的诺言，积极给予报答，帮助这些人解决工作，亦即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