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午5点钟，天光还亮得像正午一样，我们全班都还留在学校里，心不甘情不愿地上着辅导课，但是老师并没有忘记一位特别的学生，他把粉笔捏在手心里，指着坐在我前座的小孩：“廖俊杰，你要准备了。”

铜色皮肤闪闪发亮的廖，服从地点点头，他站了起来，从抽屉拿出外套、雨衣、雨靴，甚至还有手套，慢条斯理一件一件穿了上去，他一面还偷偷和后座的我挤眉弄眼。打个明天见的暗号手势，等他全身披挂完毕，他的额头已经热出汗来。在这样的热天里，他包裹得像个粽子似的，手上还拿着一个巨大的手电筒，好像要进入深山一样。

但这却是实际的情况，他的确是预备进入深山；他的家要越过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走一个半钟头的山路才能到达。这时候是夏天，他得5点钟离开学校，赶在天全黑以的回到家，山路上是完全没有灯光的，他家里也没有自来水和电力，这是他带着大型手电筒的原因。到了冬天，天暗得更早，他上课上到4点半，老师就要催他走了。

当他穿成一个全身捆扎的铁甲武士，背起沉重的书包，拎起他巨大的饭盒袋，老师就会说：“你们要和廖同学说什么?”

我们朗声齐唱：“廖—俊—杰—再—见!”

每一天都是这样。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铁甲武士，就在教室门口和我们挥手告别。我们不知道他的山路有多崎岖难行，也不能想象他这么小的年龄，要如何鼓起勇气独自穿过那片幽暗树林，我们只知道他可以比我们早一小时下课，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怨恨和羡慕。

廖坐在我前面，他的功课不太好，常常上课时会回过头来问我问题，害得我有时候会和他一起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或罚跪，手心吃藤条竹鞭也是常有的事。他家里没有电，晚上在家没办法写作业，他总是早上第一位到学校(他说他4点半就出门了)，他先到老师的宿舍去拿教室的钥匙开门，然后孤单地坐在教室里等其他同学上学。第二位到达学校的学生常常是我，我并不是用功，我是为了捉清晨的大头蜻蜓而提早来到学校(它们还傻乎乎在树上睡觉呢)。这时候，廖就会问我功课该怎么做，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有点笨，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帮他把功课做好，并且分给他几只大头蜻蜓，

廖的家里种植果树(台湾人称为“种山”)，夏天来了，总是某一天，他会把书包翻过来，掏出一堆梨子，说：“这个给你。”但他又加了一句：“刚刚出来，很酸，要再过一个月才有甜的。”然后是另外的某一天，他用布袋装满荔枝，塞到我的抽屉，还是同样的一句话：“这个给你。”书包或布袋里翻出来的，顺应季节的变化，还会有梅子、李子、桃子、枣子、枇杷、香蕉、橘子、番石榴，以及我们两个人都最爱的芒果。

他每一天要背一个大书包和两个饭盒，还要穿越树林的全副武装，重量已经不轻，但他还是常常再背上沉沉一袋水果要给我，多得好像不知道数量和重量。我内心知道他是我的兄弟，这个时候，汗珠从他额头滴流到脖子，他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把布袋递给我，眯着眼傻笑说：“这个给你。”我还能说什么?他真的是我的兄弟，我应该教他更多功课，不要让他常常被老师打，站在他这边，不让其他同学或女生嘲笑他。我们已经小学5年级了，我内心第一次感觉到血气澎湃的男性友谊。

春天里的有一天，廖突然对我说：“礼拜天要不要到我家玩?”

我想象穿过树林和越过山头的遥远地方，不知道那种滋味是怎么样的，我感到有些兴奋，但也只是淡淡回答：“好呀。”

他认真想了一会儿，说：“那天早上7点钟，我到学校来接你。”这表示他5点多钟就得从家里出门，也意味着他得一口气走两趟山路。

我也点点头，没说什么。星期天到了，我找了一个借口溜出家门，7点钟来到学校。

星期天早上的校园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大头蜻蜓倒是都已经起来了，正成群低空盘旋在操场的天空上。不一会儿，廖来了，和平日上学一样，他仍然穿着全身披挂的雨衣、雨靴，手里拿着大型手电筒，身上湿漉漉的，头上也都是汗，好像刚穿过瀑布底下一样。

我们点点头，他把雨衣脱下，说：“这个大概不用了。”他把雨衣和手电筒都收进袋子里，然后说：“我们走吧。”

我们一片林子、一片林子看过去，到他家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房子是低矮的土厝，屋外堆满了木柴。我们在屋外看到他的父亲，瘦削黝黑，满脸哀戚。他正埋头修理一张竹椅，廖走上前，嚅嚅说：“同学，来家里玩。”廖的父亲抬起头，眼睛看了我一眼，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说：“带他去吃饭。”

我们两个人如获大赦，廖带我穿到屋子后方的厨房，热腾腾的菜饭已经摆在餐桌上，他用海碗装了两碗饭，搛了一大堆菜放在饭上面，我们就端着海碗到屋后的树林里吃。我们坐在石头上，廖家养的鸡、鸭和火鸡就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菜很香，有笋子，有高丽菜，有韭菜花，还有豆干，走了一早上山路，我们都饿了。

廖说种山不好做，父亲种了很多年都赔钱，想要到南部养鸭子，可能不久就会决定。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相处，以后我们可能会再难相见，眼睛突然就热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