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大娘舅，早在15岁年纪，即迎风出海捉鱼，挑起全家生活重担。

　　宁波舟山乡下是外婆与母亲的故乡。我们与那边发生联系，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我与姐姐一起去沈家门镇上看外婆。每次去乡下，大娘舅一般很少在家。听说不是出海捕鱼，即是在外赌钱。

　　那时的渔村，气息特别浓郁，有鱼干味，有蕃薯干味，还有“小屋”露天厕所气味。山上的太阳，将屋后门前的油菜花，照得红绿灿烂，明晃晃让人睁不开眼。那时候，屋里的灶间，黑黑的泥地，高低不平，脚踩上去空空地响。上午，偶而看到大娘舅一个人坐着喝酒，桌上只有炒蚕豆之类的下酒菜，那时家家生活清贫，都一样。那次正巧，从台州黄岩那边来的姨妈，也住在大娘舅家里，一针针为村里的人家绣花。说起来，姨妈原先也曾阔过，做过有钱人家的太太，最后，姨妈母子三人辗转到了台州黄岩，嫁给了村里一个“脱底棺材”青年农民。婚后，夫妻关系一直不好。那次，跟大娘舅送姨妈，翻过几个山头，到了一处海边，送别了姨妈后。回来的路上，我在娘舅后面，亲眼看见他默默地擦眼泪。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乡下条件依旧不好。大娘舅每次来，都要向我母亲要点什么或借点什么。直到80年代，农村搞了承包，渔民的日子才好过起来。后来，听说娘舅开始养蟹，并做着蟹的生意。期间，听他颇为自得，说是农村现在要好过上海，说话言语口气，不很看得起我们这些拿死工资的城市人，我们并不计较。娘舅家里条件好的时候，桌上有鱼有肉，天天门庭热闹。与他住一起的儿子一家几口，饭钱一分不交，尽管免费吃用。两个女儿和女婿，也被三天两头邀去吃喝。有一次，我带着5岁的儿子到乡下。见他摸着我儿子的头，学着上海话说“上海小瘪三”。没办法，农民虽然是农民，娘舅总归是娘舅。若干年后，当他再次真正落魄的时候，母亲已是退休工人，也送过他一万两万，其实同样没少帮他。

　　自90年代开始，似乎他的生意出现了问题。

　　经常是，他一个人来上海，说是要我们兄弟两人，即“两个上海外甥”，为他联系，直接将活蟹送达虹桥机场“空运”日本的路子，这样减少中间环节，可以多赚多得。我们知道，为他到处打听，终究没有结果。还有一次，他招呼也不打，运来十几箱话活的梭子蟹，说要批发给上海的大菜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终于，大家分头在附近菜场门口，帮他将货全部零售了，这才让他拿到本钱回家。娘舅说。一次，他在当地交税，走到税务局门口问路：“同志，税务局在哪里？”一位青年朝他看看，手朝旁边一指，回他：“税务局这么大字写着，你眼睛不生的？”他很是气愤：“我们从小做工，没得书读，哪里像你们认得字啊！”一席话，说得大家好气好笑。其实，别说他不识字，都说他聪明：二胡，唱戏，他什么都会。同样一娘所生，娘舅兄弟两个不同。小娘舅天生脚残，加上轻度弱智。每当村里的男人们浩荡出海时，他只能混在妇女队里，干些小活，拿些小钱，结果反倒是在大娘舅去世不久，无病无债而终。

　　大娘舅的失败，在于他的好赌。那是十几年以前。听说蟹价要大涨，娘舅将手里货色捂住不放。别人都抛了，好几个人劝他，再不抛要跌了，他就是不听。结果，在一夜之间，蟹价大幅下跌，他原本想大赚10万，结果是反倒亏了10万。最终，他借了高利贷10万元急急“平仓”，才度过难关。从此以后，娘舅再没有在高利贷大蟒蛇缠身之下挣脱出来。娘舅十几年前欠10万，十几年后还是10万。中间除了生活开销，每年收入全部对付高利货利息。深层原因，还是因为他平时排场过大，入不敷出，企图反本为赢的心理在起作用。

　　记得鼎盛时期，娘舅桌上有鱼有蟹，清蒸膏蟹，一律原汁原味。那次，我带着两位朋友，事先招呼不打，在一个黄昏的时候，三人走过路过到他家里。那时，他正一人“独酌无相亲，对影成三人”，只是将最大的两只膏蟹，分给了我的两位朋友。眼看着，两只大蟹通体粉红，好似两朵鲜红欲滴的大丽花，一时间，谁都不忍下口。

　　不久前，两人中一位朋友说起，他自己好不容易从生意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他说，要是早知道我娘舅已经早几年死在高额债务上，他无论如何要表示一些，感谢他的慷慨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