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2日8时，老友慕理殁于医院重症监护室。

……那天他把稿留下了，说有几处要斟酌，我没多想，只随意打了个招呼，走时头也没回，没想到这是跟他的最后一面。

第二天，他早上七点多就给我打电话，说稿子写得比人好，有两处可否改一下。叫人背新凤霞下楼那段，“叫”改作“请”；看完戏到后台，别说去“问候”，改作去“道乏”。他又在电话另嘱，学友安武不久去美国，行前想小聚，他顾不上安排，叫我记着这事。

最后，他郑重说，别让大家跑医院，记挂着就好，今年天儿热，中暑的多。

我一一应允，匆匆挂了电话。

午后，慕理病情突变，进了手术室。术后禁绝探视，有两关他神志清醒，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一个人躺在那儿，心里急。遵医嘱，手机很快被没收。

我突然觉得，慕理成了一个无助的孩子。我把短信发给他女儿，转给他看：“我们都知道你想念朋友，大家也都惦记你。但眼下你要安心静养。来日方长，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好慕理，听话!做一个乖乖的好父亲、好丈夫。”

在他最黑暗的日子里，谁都帮不上他，只能自己熬。想想，朋友们也很无助啊。

慕理没能熬过去。

我曾答应，杂志出来给他20本送朋友。我还反复念叨着那6个字：有困难，找慕理。

不用了。都不用了。刹那间，我竟觉到了生命的荒诞。

有几句话一直在心底发狠，不吐不快：老天不公，慕理不归，老友心死：从此不再做好人!

慕理，你说呢?